60年消逝词典之经济词语

[放卫星 赶英超美 大锅饭 统购统销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价格双轨制 农业税]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官方只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

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众欢欣鼓舞的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 增大,例如: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随后,各大广播、报纸、杂志的 相关报道宣传也进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卫星的尾声阶段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 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语言学家认为,词语像矿产一样,会因为过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卫星”很快因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弃用。几十年后,“放卫星”已经作为一个垃圾词汇彻底被汉语遗弃。人们在形容类似情况时,重新选择了“扯淡”、“吹牛”这些生气勃勃的词汇。

赶英超美这个著名的口号,是中国百年来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发。它洋溢民族主义的激情,其背后是对于“赶超”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趁着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乎劲,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 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 月份,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这一指标最终在高层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提出十年赶上美国。紧接着,为实现这一梦想,“”在全国全面展开。研判,苏联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理论已经落伍,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

彼时,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为了兑现愿景,中国决定1958年的年产量为 1070万吨依照如此速度,只需两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全国各地都是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当成铁块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连 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余华的小说《活着》生动逼真地还原了这一悲情。但盲目的计划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愿 望。“超英赶美”遂被搁置。

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但这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真正的大锅饭,持续了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概念的再一次复苏,则要到了1980年代,“大锅饭”代表着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几十块钱的工资,每天回家蜗居在 一样的斗室里,吃一样的饭菜很多时候甚至是单位食堂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而到了这个时候,大锅饭已经成了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观点。既然经济效率是 可以追求的目标,那么大锅饭就是需要反对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铁饭碗”,强调这种工资分配制度的终身性。

国企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而国营企业的工资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仅“大锅饭、铁饭碗”不再出现,甚至连“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都很少提及。

粮食领域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于1953年。那一年,红色新生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苏联模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再加上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粮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粮食抢购风潮在全国蔓延。

作为应对,中央没有选择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到市价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统购统销由此开始,其意是指, 粮食只能卖给政府,并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半年之内,这一政策就成果显著。1954年的粮食收购数同比增加77.78%,库存增加了51%。不久,这一制 度就扩散开去,糖、烟、酒、自行车、铁锅等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之中,统购统销。

过度收购使得农民吃不饱肚子,他们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愿望。1958年,户口制度建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而引发了改革时期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此项政策才逐渐由调整走向终结。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销合作社一种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供销社。也有人称之为商业合作社。通常情况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资几块钱,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货,在村里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和乡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社不仅包括了供销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不同类型。

1952年后,供销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是活跃在农村的重要商业力量。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国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 计划、票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销合作社逐渐被个体杂货店和乡镇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经关门大吉,活下来的那些,已经转型为综合 性农业服务组织而存在。

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并多年不变,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guodongqu.com/,英超西布朗这导致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工业品价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给中央领导。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统一收购价,粮食可以卖出其他的价钱,优质产品还可以卖出优价来。

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此后它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制带来了新问题: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双轨制就慢慢消失在大众面前。

在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是和天地一样的永恒存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尤其是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之下,基于农业生产的税收,是支持政权运转的基础。

新中国的农业税开始于1953年的“农业税条例”,国家规定,农业常年产量的15.5%必须无偿上缴。这略高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税。实际 上,新政权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区别,乃是最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对国民经济最广泛的参与这自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因此,仅仅是农业税显然是不够的,广义上来 说,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也是另外一种农业税。

最初的农业税,以实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队)为集体单位上缴。改革开发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业税变成了针对农民个人的无起征点的所得 税。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部分农户家庭转向非粮食作物;另一方面众多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以 “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业;还有部分城郊地区的农户,由于城市的扩展,土地被征收变成城市用地没有土地,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粮食按照 当时的市场价格折合为货币征收。

直到2006年,中国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因此增收336亿元。毕竟,对于当年4万亿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来说。300多亿的农业税,真的不算什么。

Author: yabovip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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